传统与新民:林纾与钱玄同

作者:文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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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纾,近代文学家、翻译家。早年工诗古文辞,不惑之年以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译本开始了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,也使林纾成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。

《林纾评传》

作者:张俊才

版本:中华书局 2007年4月

“民国新立,士皆剽窃新学,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。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,匪特不得新,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,吾甚虞古系之绝也……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,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!” ——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发表,林纾首先出来正面迎击新文化思想主张。

钱玄同,现代文字学家,著作《文字学音篇》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。1917年,他向陈独秀主办的《新青年》杂志投稿,倡导文学革命,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,曾主张废除汉字。

《钱玄同日记》

作者:杨天石

版本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

“汉字不革命,则教育决不能普及,国语决不能统一,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,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、新学问、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、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”。 ——钱玄同提倡文字改革,曾倡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。

林纾 “封建复古派”?

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,林纾是个争议人物——是古文家,却也写白话诗,因晚年发表了反对新文学的过激言辞,成了人人可骂的“封建复古派”。2005年出版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》里说:“林纾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是声嘶力竭而又苍白无力的”,历史对于林纾,是公平的吗?

生于清末乱世,福州人氏林纾家境贫寒,却嗜书如命,上不起私塾,只能当一名旁听生,20岁之前校阅残破古籍不下两千卷。本是一介穷秀才,却在30岁这年成为了光绪壬午年举人。

“忠君”不一定泥古,对林纾而言,“爱国”亦为“忠君”底色。晚清国势飘摇,林纾深受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影响,与同乡举人曾数次到北京“公车上书”,恳请变法,然而维新救国之梦终是破灭。

林纾不过一介书生,虽曾把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奉若北斗,却从未想过党同康梁,1899年起更是绝情仕宦,回归书斋。他珍惜自己“古文家”身份,其创作以桐城派义法为楷模,却主张避开语言的清规戒律,一再否认自己是桐城弟子。

桐城文派自晚清以来遭遇严重危机,林纾却另辟蹊径——他用维新思想和古文义法译介的大量外国小说市场走俏,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了一些尊严。

古文流进了林纾的血液,铸就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魂。而在一个思想剧烈震荡的新旧交替时代,古文的衰弱无可挽回。待到新文化运动主张废弃古文、改用白话文之时,林纾的无可忍耐似乎顺理成章。

1917年1月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5号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提出“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”,同年2月8日,林纾在上海《国民日报》发表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,认为“白话鄙俚浅陋,不值识者一哂”,他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论据,“知腊丁之不可废,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。”林纾认为西方变革并未废弃拉丁文,而是从中吸取养分,中国的古文亦当同理。此番温和言论被胡适用现代文法加以嘲笑,林纾并未反击。

此后为推动白话文运动发展,新文学主将钱玄同的《寄陈独秀》、刘半农的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、胡适的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等都指名不指名地批评林纾。林纾气不过,开始反击。1919年他写下《荆生》和《妖梦》两篇滑稽小说。《荆生》写“皖人田其美”、“浙人金心异”和“不知何许人”的“狄莫”三人相聚陶然亭,大骂孔夫子,讨论白话文,被一个“伟丈夫”荆生胖揍一顿。《妖梦》则是写田恒、秦二世二人,提倡白话,反对古文,得到“白话大学堂”校长的支持,结果三人被妖魔张口吃掉。

永利皇宫最新官方网站,图一时泄愤的滑稽小说,并不能反映林纾的态度。真正代表其思想的是1917年的《论古文之不当废》、1919年《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》以及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《致蔡鹤卿太史书》三篇文章。

在这些文章里,林纾哀叹文言没落,但没有攻讦白话文,他反对的只是“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交往的惟一语言工具”的主张,“若尽废古书,行用土语为文学……则凡京津之稗贩,君可用为教授矣”。

然而他没有意识到,“尽废文言”不过是新文化阵营“矫枉必须过正”的策略——一切都是为了涤荡新文学的路障。面对白话取代文言的大势,他亦只能发出“吾辈已老,不能正其非。悠悠百年,自有能辨之者,请诸君拭目俟之”之叹。

事实上,林纾并不排斥古文和白话文并存——他早就是白话文的使用者。1900年,林纾客居杭州,曾为林万里、汪叔明创办的白话报社写《白话道情》一文;1913年,他在《平报》发表《论中国丝茶之业》,希望创办白话蚕报;在林译小说中,有许多“白话”的音译词和俗语。

1924年林纾逝世,新文化倡导者渐渐能中正地谈论他。胡适1926年写下《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》,说“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,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,——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。”

逝世前一日,林纾在儿子林琮手掌上写字:“古文万无灭亡之理”。若这位被污为“封建复古派”的古文家看见百年之后中国文言与白话的语言局面,不知是否依然确信当年之言?

钱玄同 “身份虽是儒,性格却是侠”

在“五四”同人中,钱玄同以言辞剑走偏锋活跃于文学革命舞台,他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猛将,曾言“应烧毁中国书”、“废除汉字”,鲁迅说,“十分话只须说到八分,而玄同则必说到十二分。”

殊不知,以“文化斗士”面貌示人的钱玄同,五岁从师读经,在文字、音韵、经学诸方面颇多建树,只因五四时期“许多老少汉学大家,开口一个国粹,闭口一个古说”,他“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”。

1887年是钱玄同出生之年,洋务运动正轰轰烈烈,钱家却依然希望钱玄同通过饱读圣贤书来“学而优则仕”。深受“旧学”熏陶的钱玄同,13岁从塾师读“春秋三传”,14岁通读《周礼》及《说文解字》专著。钱玄同子女评价父亲早年生活时说,“可以说我们的父亲在15岁以前,是被关在书房里读经书、学做八股、预备考秀才的一个人。”

1901年清朝科举考试内容变革,《海国图志》《瀛环志略》等成为参考书目,且梁启超等维新派带有“策论”风格的“新学”文章风靡一时。钱玄同受清末白话文运动影响,1904年和朋友办《湖州白话报》。

1906年钱玄同留学日本,师从章太炎研习国学,曾在章氏主办的白话文刊物《教育今语杂志》发表文字学文章。当时留法学生吴稚晖、李石曾等人提倡废除汉字,采用世界语,章太炎撰文批驳,钱玄同拥戴其师,说“我国汉字发生最早、组织最优、效用亦最完备,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”。

彼时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影响很大,其意在从方言中寻求古义。钱玄同谈到章太炎的复古主义对他从事文学革命运动的影响,“章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《新方言》,他说:‘考中国各地方言,多与古语相合,那么古代的话也就是现代的话,现在所谓古文,倒不是真古,不如把古语去代替所谓古文,反能古今一体,言文一致’。……我得了这‘古今一体,言文一致’说,便绝对不敢轻视现代的白话,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文的根。”

钱玄同之前,陈独秀文学革命的对象是“十八妖魔”:明朝前后七子、归有光、方苞等人。1917年2月,在发表陈独秀《文学革命论》的《新青年》2卷6号上,钱玄同发表了一封信,直斥一味拟古的骈文、散文为“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”。胡适说:“钱教授是古文大家,居然也对我们又如此同情的反应,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。”

文学革命初期,社会反响并不强烈,钱玄同心急如焚,化名“王敬轩”与刘半农合演了一场文白论战的“双簧戏”,引来黄侃、林纾等古文派反击,一时成为一场“大仗”。

这还远远不够,在他提议下,《新青年》于1918年4卷1号始以白话文出版。彼时胡适写成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《尝试集》,钱玄同劝胡适别再扭捏,“倘使稍怀顾忌,对于‘文’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,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, 于进行方面,很有阻碍”。

钱玄同又一功绩在于动员鲁迅为《新青年》写文章。彼时鲁迅处于思想沉默期,钱玄同隔三岔五就到绍兴会馆与其沽酒夜谈。如鲁迅所言,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的诞生,就出自钱的劝说之功。

“汉字革命”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重要内容,钱玄同已不是那个跟随章太炎认为“汉字最优”的学生,他此时对一切“古”的东西“深恶痛绝”,连名字也称为“疑古玄同”。他认为“汉字不革命,则教育决不能普及,国语决不能统一,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,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、新学问、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、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”。

自胡适提出“国语的文学,文学的国语”口号后,钱玄同成为国语运动主将。而他的汉字革命绝非喊喊口号,而是真正的践行。他十年里审定了国音常用字汇计12220字,创编了白话国语教科书,起草了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;他提倡并推广世界语,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。

汉语百年不废,今天看来钱玄同的主张不乏偏激,而他竟是个正直又性急的人,旁人评价“身份虽是儒,性格却是侠”,他清楚自己持有“偏谬精神”,多少年来却还是说着“偏激话”。这也许是因为,一个心系天下的传统士大夫,遇上了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的新文化。他的急吼吼,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寻觅救国之路时的焦躁。他的偏激对五四精神是一种损害,而他自己又何尝不受到这种损害?

撰文/新京报记者 柏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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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 古文 白话 白话文 胡适